1月12日召开市二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
亦即：宪法与法律相较，以宪法为准。
前文所述，社会保险基金追偿权主要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代为行使。《社会保险法》第42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第3款只对医疗费用不重复支付作出规定，并未排除享受其他工伤保险待遇。
有调研发现，先行支付这一旨在第一时间解决未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遭遇工伤事故时的医疗救治和生活保障难题的制度，在实践中处境尴尬，先行支付难以先行。第63条规定是用人单位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且未提供担保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扣押、查封、拍卖其价值相当于应当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财产，以拍卖所得抵缴社会保险费，但由于缺乏程序上的具体操作规定，实践中一些法院甚至拒绝社保经办机构的申请。该条明确规定了民事赔偿和工伤保险待遇可以双重享受。虽然在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与社会保险待遇给付请求权发生竞合时，应当如何处理二者之前的关系在各国的理论与实践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争议，[12]但事实上，由于成本与时间障碍、事实的、法律的或者程序上的不确定性以及被侵权人偿还能力限制等原因，社会保障法已经在事实上极大程度地取代了侵权法。[8] 我国有学者主张应当同时承认保证人的追偿权与代位权，也是由于看到了当然追偿权的局限性。
此外，由于法定程序不够清晰，再加上社保经办机构人手不足、追偿能力有限，在缺乏动力和压力情况下，即使发生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也难以启动追偿权。当然，追偿的范围以工伤保险基金已支付、第三人侵权应当承担的赔偿范围为限。不同制度形式的逻辑预设与所需要的制度条件可参见表1。
它们所依赖的制度环境亦有很大差异：美国对司法体系的权威性有高度认可。[18][德]马克思·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2页。由总统来守护宪法，更进一步强化了合宪性审查的政治性，这种处理方式让人思考政治性合宪性审查方案的合理性，[19]从反面推动了宪法法院制度的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完善。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53]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
[37]质言之，国家权力包括了结构性权力分支和功能性权力分支两大类。我国合宪性审查应立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内涵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这就要求将其界定为程序性工作机制而非政治制衡性设计，基于此，我国应建立工作型合宪性审查制度。这就包括三层内涵：评价政治活动参与者的行为、校正(纠正)违宪行为、追究违宪责任。马歇尔大法官说，马伯里当然可以起诉国务卿要求获得委任状，这是他的权利，但根据宪法他无法直接向联邦最高法院起诉——马伯里选择最高法院作为管辖法院的法律依据即《司法法》与宪法冲突了。
[4][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如逢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2页。那么，司法化的工作方式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潮流呢？前文隐约有所论述，这里做个总结：一方面，合宪性审查的多数问题是法律性问题、规范性问题，适宜通过司法的方式来解决，这立足于司法权运行规律。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被废止，宪法司法化的探索之路宣告终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第三，探索案件的移送审查制度。所以首要任务在于如何让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够行使权力，关键就是如何发现案件。
凯尔森的理论最早在奥地利展开实践。《立法法》第99条的规定形成了一个动力机制，即由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提请审查，这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毫无门槛的审查启动机制，按理说应该导致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可承受的滥诉之痛，但实际效果却相反。
[30]作为法兰西例外的宪法委员会制度，因为它的保守性，引起了我国学者的高度关注。司法权为什么是不存在的？或许正是因为它作为结构性权力分支的基础不够牢固。最早移植它的北欧国家，制度虽然是确立了，却迟迟未能投入应用，至今也都不够活跃。一方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如何行使该权力语焉不详，这就让合宪性审查工作缺少着力点，即使遇到恰当的契机，也不能有效开展。实际上，合宪性审查是我国学术界持续讨论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但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答案与结论。在审查方式上，法官所进行的判断是附带性审查和事后审查，即在具体争议审理过程中发现违宪问题并针对已经生效的法律或决定进行审查。
四、建立工作型合宪性审查制度 总结前文的分析，我们必须正视，一个设计精良、运行成效显著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对于法治建设来说颇为重要。这个案件有一定的必然性，那就是它的确是一个法律上的管辖权问题——在该案中，宪法的法律性体现得十分显著，作为规范准据是明确的。
如是，则行使授予的权利的人不仅可以越出其被授予的权力，而且可以违反授权时明确规定禁止的事。第二，合宪性审查亦具有强烈的民主功能，这是其政治性的主要来源。
较早论述者王磊教授认为司法审查制度是宪法司法化的具体体现，宪法司法化是各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共同点和提炼。[59]正如很多人都提到的，备案审查不是合宪性审查，但它能够为合宪性审查供给动力。
[44]宪法司法化之路充满曲折，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宪法没有预留由法院进行合宪性审查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国宪法制度结构和实施的要求，它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性，法院由人大产生，并且要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这种权力关系并不鼓励法院的反向制约。方案二：宪法委员会的地位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宪法的校正性效力不同于过程中的效力，它体现了一种结果控制。宪法法院是在反思普通法院司法审查模式基础上所作的改进，它意识到了合宪性审查的政治性面向，[25]所以要求建立专门性的机构，同时也要求这个机构保持高度中立。
法解释通常出现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所以由立法者解释法律常常引发争议。然而，这一尝试面对理论和实践上的很多挑战，[43]既包括此案案情过于私法化，也包括我国的法院不如美国那样有权威、法官水平也不够高、法院的中立性不足等等，但根本原因在于宪法司法化与我国宪法的规定以及内在逻辑相冲突。
概言之，总统不是中立的，而恰恰是政治性的。[26] 宪法委员会是别开生面的制度创建，称得上是一个专门的政治性机构。
坚持党的领导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当家作主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依法治国也要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并确保法律体系的统一。[13][美]比克尔：《最小危险部门——政治法庭上的最高法院》，姚中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在我国，这一机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3]季卫东：《合宪性审查与司法权的强化》，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所有那些设计成文宪章的人们将它设想为形成民族的基本与首要之法律，因而所有这类政府的理论一定是：一项和宪法抵触的立法法律是无效的。与之近似的是法国宪法委员会的政治性法案必经审查程序和其他法案提请审查机制，那就是在议会内部所进行的公开审查。
[42]2001年8月，在该案二审期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法释〔2001〕25号)，其核心内容是：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就转换为，合宪性审查制度是否必然是国家权力的结构性配置的一环？ 作为人民根本意志的文字载体，也是代表制民主的结果，宪法要将主权性权力转化为不同国家机构的权力，形成不同的权力分支，这就是分权的逻辑与结果。
随着宪法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合宪性审查的制度逻辑和方式逐渐趋同，[38]那就是它与司法权力高度融合，宪法司法化的美国逻辑逐渐占据主流，[39]宪法的法律性也日渐增强。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对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以及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作了细致阐述，充分说明了保障宪法效力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意义。
汉密尔顿念兹在兹的最小权力分支也是最不危险部门的司法权，逐渐成长为政治性事务的重要决断者，成为国家权力体系中的重要制衡力量。在实际执行中，此类限制须通过法院执行，因而法院必须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
